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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題目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我這篇關于“賀蘭山房”的文章是以呂澎為主要描述對象的,這不僅因為我習慣于以一種懷疑和批評性的眼光來注視藝術圈所發(fā)生的一切,而且因為我對呂澎的了解,畢竟我們有十多年交往的經歷。我的懷疑態(tài)度在多年前那篇評價廣州雙年展的文章《理想主義的亢奮與疲憊》曾體現(xiàn)過。我對呂澎的第一個驚世之作“廣州雙年展”曾作了更多帶批判性的評價。而那個評價隨著“廣州雙年展”后來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似乎被證明有某種先見之明。
那是呂澎的第一次烏托邦。宏大而激越,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并存,虎頭與蛇尾同在。但在以后的多年后,當我再平心靜氣地評價“廣州雙年展”時,我的態(tài)度有了轉變——我著實體會出了“廣州雙年展”,作為中國的第一個雙年展,它的創(chuàng)造性之所在。這評價倒不簡單停留在第一個人做事的不容易的層面上,而是因為那次展覽留給后人的幾個方面——如藝術操作、主持人制、批評家評委設立、首先制定評選規(guī)則、展出過程的法律化、作品買斷、推出藝術潮流等等,在中國都屬于第一個吃螃蟹的舉動。而且上述的影響所及,人們幾乎都可以從日后各種各樣的“雙年展”等模式中看出其影響波及。
那是呂澎和他的朋友們營造的一個烏托邦。
廣州雙年展后十余年過去,歲月仿佛沒能在呂澎那張有個俊俏下頦的臉上留下多少痕跡,這些年他幾乎淡出了美術圈,先是投身商海,后又令人意想不到地轉投學府,在人們還未回過神來時,已經將一本厚重的研究兩宋繪畫的書《溪山清遠》送到朋友手中,那是他的博士論文。
仿佛像驚蟄后的昆蟲一般,呂澎又醒過來了——這回他又策劃了一個大舉動——在寧夏的賀蘭山與地產開發(fā)商合作,由知名藝術家來設計十二幢建筑,其功能是提供“艾克斯星谷”中的部分酒店、客棧和旅游消費空間。
看他給整個活動起的名字吧——“藝術家的意志”。這個名字起得充滿了強權和剛性,使我遠者想到叔本華的大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再近些,我又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著名導演萊妮雷·芬斯塔爾的著名紀錄片《意志的勝利》。那里有一幅幅展現(xiàn)納粹德國興起時具有鐵血般意志的宏大場景。
意志當然不能支配一切,然而它可以被顯示,而且在顯示的過程中或石破天驚,或燦若桃花。人類的進程就是在意志的征服和想象過程中展開創(chuàng)造并凝聚的。
那么藝術家的意志又是什么呢?藝術家的意志能在多大范圍內生效并占有支配地位呢?
當藝術家面對架上平面或一團三維的原材料時,他是材料和形象的上帝,他的支配地位毋庸置疑,他可以任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就像夏加爾可以讓他畫面中處于愛中的男女飛將起來,畢加索可以讓阿維農的少女們分解并重新組裝在平面中一樣。但是且慢,藝術家的自由仍然是有限度的——他們的想象力受制于即有的圖式,這點早已被藝術史家所確認,他們的認知能力同樣也受制于科學的發(fā)展,就像楓丹白露派的畫家柯羅畫不出莫奈的印象派作品一樣。
建筑師們的意志又如何呢?他們更不敢異想天開,當年設計悉尼歌劇院的丹麥設計師耶爾恩·烏特松方案中的拱頂殼面多么富有想象力,然而其代價是歷經十五年的施工,到完工時一結算要超出預算的十多倍。今年法國戴高樂機場E2候機樓坍塌眾人皆知,這使設計師安德魯先生黯然,他為中國設計的國家大歌劇院主體架構已經完工,有消息說中國有關方面要重新評估大跨度設計。畢竟建筑不像藝術家搞裝置或行為藝術,那是與生命和財產緊密聯(lián)系的,比起藝術家來,建筑師的想象力不得不遜色許多倍!
那么,由通常不愿受制于人的藝術家來承擔那些通常是受制于人的建筑師們的工作,的確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挑戰(zhàn),呂澎在這里推出了他的第二個創(chuàng)意的烏托邦,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們希望藝術家們去'發(fā)明'和制定新的'規(guī)則'、'指標'或者'制度'”。
藝術家們用什么去挑戰(zhàn)建筑界有的規(guī)則呢?看過十二位藝術家們的設計稿和自述的設計思想,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建筑的設計中融入藝術家通常喜歡的“觀念”,再一個是把建筑“當成一個裝置去做”。無論觀念還是裝置,當它們被付諸實施時都不免受到技術及施工的那些冰冷而毫無人文氣息的數(shù)字和規(guī)則的制約,盡管藝術家們事先心里都有所準備,但他們還是不得不接受他們在自己的藝術中所不熟悉的妥協(xié)方式——畢竟,建筑是一種社會空間,自由造型的烏托邦翅膀不能不收斂于操作規(guī)程的桎梏。所以耿建翌的圓球形建筑不得不被埋在土中一部分而不是想象中的以一個支點與大地接觸,當丁乙的設計還未起地面建筑時光基礎就打掉了八十余萬,投資者追加投資時的臉色可以想象是不太好看的。而曾浩的方案完全是一個玻璃盒子。在西北地區(qū)的嚴寒和夏天的酷曬中能源的消耗是一個大問題,用呂澎的話說“這個問題給曾浩提出來了,但是究竟會是什么結果,只有以后才知道?!?/P>
也許,很多人在慶祝盛典上想要看到的是藝術家們標新立異、奪人耳目的設計,而我則更想要知道的是藝術家們如何讓他們的翅膀掙脫那些實實在在的規(guī)則,讓藝術的暖風將死板的建筑設計吹醒,讓那些聲名赫赫的建筑師們自愧繭縛,在這些匪夷所思的建筑面前一陣陣發(fā)愣。
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想也是策劃人呂澎心底的期望。
如果將呂澎的兩次烏托邦相比較的話,那么前一次“廣州雙年展”是完全的理想主義加上創(chuàng)造性的快樂工作,而后一次則是不完全的理想主義加上求實的循規(guī)蹈矩;前一次是在繁華的都市平臺上建立了一個迅速傾覆的高樓,而后一個則是在西北戈壁上精心打造一片“詩意的棲居”;前者轟轟烈烈而英雄氣短,后者則小心求證而期待長久。如果說兩者具有著共同特點的話,顯而易見,一,兩次烏托邦都將藝術與商業(yè)放在一個平臺上操作,二,在實施的過程中都期待著建立新的“規(guī)則”。
呂澎的下一個烏托邦已經展開,隨著工地機器的轟鳴和一幢幢異形奇特的建筑矗立在漫天荒漠的賀蘭山下,一種成就感會在他心底不斷涌起。夏季的八月,當四面八方涌來的人們置身于種種奇特的建筑前,目睹藝術家們受到的嘖嘖稱贊時,我們都會彌漫在興奮之中。而呂澎,這位烏托邦的創(chuàng)意者,此時可能正被新聞燈和話筒追逐著,不過侃侃而談的他,也許心里比誰都明白:對自己打造的第二個烏托邦來說,真正考驗才剛開始……
2004年5月于金陵露痕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