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城市主義的演變：怎樣的未來適應我們的城市

　　Metro Cable Caracas / 城市智庫 圖片 ? Iwan Baan
 

　　今天早些時候，深圳的第六屆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UABB）向公眾開放。在今年的主題“城市重生”下，策展人 Alfredo Brillembourg 和 Hubert Klumpner 在主要展場為我們帶來了“激進城市主義”的展覽。這一展覽讓我們看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如何影響城市的進程的。下面的文章最初發(fā)表于UABB2015，策展人召集我們來“重新思考我們可以如何操作城市，從城市中起源的智慧學習，看我們?nèi)绾蔚玫嚼硇远哂胁呗缘某鞘薪Y果?！?/p>

　　在今天，激進派建筑師或激進派設計師意味著什么呢？城市對人類未來的影響從未如此之大。正如大衛(wèi)·哈維通過各種尖銳的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現(xiàn)象所證明的那樣，我們已經(jīng)不知不覺夢游般地步入了一個完全膨脹的“全球城市化危機”。從根本上而言，城市是充滿機遇的地方；畢竟數(shù)以百萬的城市新移民是懷揣對安穩(wěn)生活和社會階層上升的夢想來到城市的。但是，城市的不平等也令人瞠目： 土地、房屋、基礎設施和服務都出現(xiàn)了排他性增長的病態(tài)。面對當代的城市化模式，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城市和城市營造在傳統(tǒng)上是如何運作的？更重要的是，作為建筑師和設計師，我們正被迫重新思考應如何在城市中運作，從城市涌現(xiàn)出來的智能中汲取養(yǎng)分，并將成果轉變成為激進而策略高明的最終結果。

　　激進城市主義的定義不免會將我們帶入政治領域。對于更平等、更具有可持續(xù)性的未來的構想，必然暗含著對在主流城市邏輯思維下造就的空間和社會條件的批判。就此而言，回響在我們耳邊的不僅僅有勒·柯布西耶著名的最后通牒—“要么建筑，要么革命”，還有巴克敏斯特·富勒在其悲慘意味更濃厚的宣告中—“要么烏托邦，要么湮沒”—的一代附和。這兩種零和狀態(tài)都是高度社會分裂的產(chǎn)物，無論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出現(xiàn)的貧困和緊張狀態(tài)，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不斷加劇的矛盾和生態(tài)焦慮。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出現(xiàn)的試驗性“后烏托邦”實踐明確將自己定位在現(xiàn)代運動已知失敗的對立面，當這股浪潮涌現(xiàn)的時候，這些互不相干的群體盡管不再抱有幻想，卻與其前輩一樣，認為有可能實現(xiàn)激進的變化，同樣也確信割斷與過去的關系是必要的。

富勒的蒙特利爾穹頂 圖片 ? Flickr user rodmaia licensed under CC BY-NC-SA 2.0
 

　　這種理想主義和臨界狀態(tài)的強有力結合，恰恰是我們希望在“激進城市主義”這個醒目標題下所探究的領域： 通過與社會現(xiàn)實的不斷碰撞結合而變得更為柔和的烏托邦式夢想。我們的興趣目標人物是那些倡導不同尋常、卻將自己隱藏在普通表面之下的人；那些滲透入邊緣學科、將自己放在旁觀者的位置并利用恰如其分的有利位置影響決策和政策的人；還有那些倡導分治和有益反饋而放棄直接控制的人。我們的興趣目標項目是那些遠離學科界限以及法律、政治和社會規(guī)范的項目；還有那些結合了內(nèi)在可能性和高度不可能性、以及結合了絕對必需性以及禁忌和忌諱的項目。一個激進的項目未必將設計視為一種解決方案或一種闡明問題的方法，而是會將之看作是對我們生活方式的種種假設以及支持這種生活所必需的環(huán)境的根本性重構。

　　建筑和城市設計的歷史，由于受到集體追隨激進意向這一深厚傳統(tǒng)的個人、群體、運動、結構、未建工程、概念性項目、研究計劃、理論、展覽、刊物和作品等的影響，因而顯得有些雜亂無序。而將這些千差萬別的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徹底逃離學科界限的欲望，而是對建筑和設計的重新定義，將其作為在現(xiàn)狀中引入另類選擇的一種方式。盡管激進的城市主義可以呈現(xiàn)出無數(shù)種形式，但體現(xiàn)另類的實踐、思想或行動模式主要集中在三個潛在的思想領域。第一是提出挑戰(zhàn)當時常規(guī)思維的鼓動性愿景；第二是重鑄建筑師的角色，并思考有哪些實用的城市環(huán)境干預手法；第三是在政治變革的前沿進行運作，即通過建筑進行變革。

黑川紀章膠囊公寓 圖片 ? Arcspace
 

　　如果人們認同基本的現(xiàn)代主義理念，即：應對當代生活中的種種實際情況就意味著在城市中（或通過城市）開展工作，那么建筑和城市設計則可代表一種超越了形和美等實質(zhì)性問題的、對于成熟社會結構的徹底顛覆。從安東尼奧·圣埃里亞的“新城市”、尤納·弗萊德曼的“空中之城”、康斯坦特·紐文華的“新巴比倫”和塞德里克·普萊斯的“陶思帶”等未實施的愿景和計劃，到諸如阿奇格蘭姆的“插入式城市”、超級工作室的“連續(xù)紀念碑”和阿奇佐姆的“不停的城市”等具有挑釁意味的前衛(wèi)設計，還有史密森夫婦的包容性人道主義、潘喬·格德斯的萬物有靈雜合論、新陳代謝派的技術烏托邦主義、以及諸如“螞蟻農(nóng)場”、“理想國”和“豪斯- 努克- 藝萊小組”等充滿政治意味的宣傳鼓動群體，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觀念的轉變，即：從將建筑視為獨立結構的設計的狹隘理解，擴展到認為建筑和城市設計可以體現(xiàn)某種形式的文化批判、或是能更堅決地投入社會和政治行動的領域。

Archigram 彼得·庫克的插入城市 圖片 ? Peter Cook via Archigram Archives

　　而在與此吻合的另一平行思維體系中，建筑師的角色超越了“純粹”的設計，還要為管轄個體和社區(qū)的地區(qū)政府提供支持，而正是這些個體和社區(qū)的日?；顒铀茉炝瞬粩嘌莼慕ǔ森h(huán)境。約翰·哈布朗肯的“靈活的開放建筑”概念、沃爾特·西格爾的“簡單模塊式房屋系統(tǒng)”、約翰·特納的“自建和自我管理”理論、柯林·沃德的“合作策略”和“實用無政府主義”、里卡多·達理斯在那不勒斯Traiano 區(qū)開展的兒童技術制作活動、以及奧托·凱尼格斯伯格在印度開展的“行動計劃”，都體現(xiàn)了這種觀點。除了普遍擔憂群體或“使用者”經(jīng)常會被管理當局和管控方所采用的正式程序邊緣化或排斥之外，這些項目帶有一種與現(xiàn)代運動的英雄式投射有著強烈反差的謙虛。這是一種以尺度和時間上的敏感、對城市環(huán)境的了解、以及從創(chuàng)作者到促成者的轉變?yōu)樘卣鞯募みM城市主義。

利用 Walter Segal 體系在南倫敦建造的住宅 圖片 ? Chris Moxley

　　第三種激進類型是由內(nèi)自外的，在此類型下，城市設計被視為重塑新生活方式的制度化構件。這種激進類型最明顯的外在特征是對其“在繪圖板上改良社會”的能力的傲慢自信，并因此而備受詬病；但是，這一將建筑師和設計師與革新式的政府管理直接結合的做法則可能是最為“激進的”城市主義。當莫澤·金斯伯格和俄羅斯的構成主義者有意識地設計激發(fā)集體主義的“社會凝聚器”仍被視為標志性案例之時，我們可以從阿爾瓦羅·西扎參與在葡萄牙革命后開展的“當?shù)亓鲃臃罩С帧保⊿AAL）住房計劃“隊列”、上60 年代中期穿插在秘魯軍事獨裁之間推行的“住房專家體驗（PREVI）”、以及由多西的瓦斯圖- 史帕顧問公司在獨立后的印度設計的外圍新城鎮(zhèn)中看到對這種激進城市主義的回應。這些方案和計劃符合解放的政治議程，力圖鞏固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另類方式。

　　雷諾·班漢將對更美好世界的憧憬描述為20 世紀建筑真正的“機器幽靈”，塔爾·卡米納則辯稱，“烏托邦境界”的丟失意味著進步的思想被視為神話而遭到排斥。那么，討論當代激進城市主義是否有任何意義呢？簡而言之，我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城市是復雜而混合的空間，各種千差萬別的城市生活行為、思考和生活在其中相互碰撞并發(fā)生改變。在這些空間之中，新一代的建筑師、設計師、倡導者、藝術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活動家一起重新構想新的策略，以應對嚴峻的城市和社會問題。今天的城市可能比在其中負責城市運轉的人們更為激進。它計算著種種未知的可能，開展種種高風險的試驗，能比負責城市管理、分析或設計的大量專業(yè)人士更快、更完整地呈現(xiàn)此前仍不可知的未來。

　　城市智庫對于改造Torre David 的想法
　　為了重新界定“激進”這一詞語及其在21 世紀設計領域方面的潛力，有必要圍繞一定規(guī)模的具體項目展開討論。本次雙年展的“激進城市主義”展，將更多呈現(xiàn)為了追求社會和環(huán)境公正、多元化和平等而創(chuàng)造的、另類的房屋、交通、生產(chǎn)和娛樂模式。展覽將凸顯不同形式的激進案例，對建筑師的角色提出質(zhì)疑并對進行了學科的重新定義，為建筑和設計思考開辟了新疆域、明確了新功能并賦予了新的合理性。展出項目內(nèi)容創(chuàng)新大膽，且具有高度的啟發(fā)意義，能喚起人們對未來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城市代理人的注意。展覽將向人們展示如何制定開創(chuàng)性的干預和行動策略，同時又能在現(xiàn)有權力結構的盲區(qū)內(nèi)合法操作；同時，展覽還再次肯定了建筑師和設計師有能力清晰地表達我們對城市未來的共同愿景：一個能賦權于民、有變革能力、能直視問題且可實現(xiàn)的愿景。

UABB 目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