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的空間美學

遠處的鐘樓使胡同的空間形態(tài)復雜起來,從而具有特殊的審美意味

 

　　北京是六朝古都，早在公元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北方的一支少數(shù)民族契丹人便在今天的廣安門一帶建立了都城，稱南京。二百多年以后，金海陵王完顏亮，在遼南京的基礎(chǔ)上，擴建新的都城，稱中都。又過了幾十年，金朝衰落，我國北方的另一支少數(shù)民族蒙古人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領(lǐng)下，向中都進發(fā)。從金大安三年（1211）到貞二年（1214），四年的時間里，成吉思汗率領(lǐng)蒙古鐵騎四次圍攻中都。最后一次，中都陷落。城陷之時，據(jù)說，有六萬名女孩子害怕落入蒙古大兵的魔爪而跳城墻自盡。很久以后，在中都的城垣下面，還堆積著雪白的骸骨。

　　但是，成吉思汗并不想在中都長住，而是放一把火，把中都燒掉。四十余年以后，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即位，在中都的東北營建大都。大都的設(shè)計師是劉秉忠。他設(shè)計的大都，既繼承了《考工記》中的營國思想，又根據(jù)《易經(jīng)》有所變化。

　　大都的道路系統(tǒng)

　　按照《考工記》的思想，營建都城的時候，要在每面的城垣上開辟三座城門。在都城的內(nèi)部修筑九條南北方向的道路與九條東西方向的道路。南北方向的道路稱經(jīng)，東西方向的道路稱緯，用當時的表述是：“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一軌，是一輛乘車的軸距，九軌，是指九輛乘車。能夠馳騁九輛乘車的道路，便是首都的干道。

　　大都基本遵循了這個原則，但是略有變化。今天北京舊城（二環(huán)路以內(nèi)）的主要道路還是大都時代的延續(xù)，只是拓寬、延長了而已。

　　干道之間，分布著微觀道路系統(tǒng)：纖細的火巷與胡同。今天的東四、西四、南鑼鼓巷一帶，專家考證，基本是那時微觀道路的遺存。

　　按照當時設(shè)計者的規(guī)劃，大都的道路分為四種狀態(tài)，在寬度上而依次遞減。首先是大街，其次是小街，再次是火巷，最后是胡同。這四種狀態(tài)的道路，有三種稱謂保存下來。比如，東四北大街是城市的次干道，東邊的朝陽門北小街是次干道。如果去掉“東四北”與“朝陽門北”，則這兩條道路便只剩下“大街”與“小街”。胡同就更不用說了。只是數(shù)量最多的火巷之稱卻沒有延續(xù)下來，被后世統(tǒng)稱為胡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其中大街二十四步闊，折合今36.96米；小街十二步闊，折合18.48米。那么，火巷與胡同呢？至今沒有查考到文獻記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物工作隊在光熙門一帶進行考古，發(fā)現(xiàn)那里的街巷的寬度約在9.24米，相當元人的六步。有一種意見認為，這就是胡同的寬度。是否這樣，有待進一步研究。我則認為，這個寬度應該是火巷的寬度，胡同的寬度應該是三步，折合今之尺度為4.5米左右。如果用這個尺度作為判斷的依據(jù)，那么東四一帶的胡同有可能是火巷的遺存，而西四一帶有可能是胡同的遺蛻。

　　明以后，胡同作為北京道路的特殊名稱大量出現(xiàn)，并且成為主要稱謂。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火巷消失，胡同日益增多，發(fā)展到今天，一些纖細的道路，諸如巷、條、里、院、夾道、廊下等，雖然不叫胡同，但是，在北京人的觀念里，還是被視為胡同。甚至以“街”為稱的道路，如果狹窄，也往往被看作胡同。

　　那么，什么是胡同？或者說，胡同的空間形態(tài)是什么樣子？

　　東西走向與南北平行

　　來過北京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北京的大街基本是筆直的、平坦的，南北、東西縱橫交叉。

　　與其相比，北京的胡同也大都是筆直的、平坦的，而且絕大多數(shù)采取東西方向，南北平行的原則。這樣的胡同布局反映了北京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

　　北京位于東經(jīng)116°25′28″與北緯39°54′23″之間，屬于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其北是蒙古高原。北京冬季刮西北風，寒冷干燥；夏季刮東南風，燠熱多雨；春季多風沙。冬至正午日照的最大角度是27°，夏至日照的最大角度是76°。日照最長日是15時1分，最短日是9時20分。

    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北京的住宅以坐北朝南為宜。這樣朝向的住宅適宜采暖通風。住宅朝向決定胡同的走向，住宅既然是坐北朝南，胡同自然以東西走向為宜，于是根據(jù)這個原則在南北干道與次干道之間開辟東西方向的胡同。以東四地區(qū)為例。這一帶胡同的西口是東四北大街，是城市的干道，東口是朝陽門北小街，是城市的次干道。在這兩條主要道路之間開辟胡同，從東四頭條到東四十條，均為東西走向，從南向北依次排列，相互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