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訪談：城市與公園，人與大地

朱濤：香港大學建筑系助理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哲學博士候選人　
　

　　LAF:我們通過一些報道了解到，當問及最喜歡的城市的時候您選擇了紐約，其中一個原因是紐約是您生活時間最久的一個城市。我們想請您從使用者的角度對紐約中央公園在城市環(huán)境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進行評價。

　　朱濤（以下簡稱朱）：一個游客初到紐約，尤其是到曼哈頓，他會對兩組東西產生深刻印象：一組是能從紐約城市天際線上看到的諸如帝國大廈（Empire?State?Building）、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Center）、克萊斯勒大廈（Chrysler?Building）和自由女神像等摩天樓和標志物—這些都是實體的城市標志；而另外一個就是中央公園，這是巨大的虛的東西，它的整體形象是要有鳥瞰才能看到的?？墒谴蠹覟槭裁炊枷矚g它？紐約中央公園實際上是美國—我相信也是全世界—被游覽最頻繁的城市公園。原因之一是公園本身內容非常豐富，另一個是因為它處于城市中心，大家在欣賞這座城市生活的過程中可以非常便利地來到這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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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濤俯瞰紐約中央公園

　　但對于曼哈頓的居住者來說—?我需要強調另一點：中央公園并不是曼哈頓唯一的公園。曼哈頓大大小小的公園非常多，三四個街區(qū)之內就必定會有一個公園—對居民來說，這些公園要比帝國大廈和自由女神像重要得多。他們在里面跑步、遛狗，陪小孩玩，與家人、朋友周末聚會等等。公園是他們戶外活動最便利的地方。

　　LAF: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公園已成了曼哈頓居民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朱：這里面有一個關鍵概念，就是城市公園跟郊野公園是兩碼事。拿香港前一陣關于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qū)規(guī)劃的一個大型公園的案例來說，當時很多人包括一些建筑師都反對。他們認為香港已有75%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園，這些公園即使是從市中心出發(fā)也僅需要20~30分鐘左右就能到達；而香港只有約25%的土地是用來集中修建城市的，所以沒必要在城市中心劃出那么大的一塊綠地。我認為他們混淆了郊野公園和城市公園所承擔的完全不同的職能：香港的郊野公園確實具有很強的易達性，但它們的主要功能是讓公眾“散落”到郊野中，去親近自然，去休閑。而城市公園在城市中營建出景觀，除有助于緩沖城市空間的擠迫感外，更重要的職能是鼓勵公眾活動。它是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動的場所。

　　這直接聯(lián)系到另一個重要概念：城市的密度。以洛杉磯和紐約為例，前者其實是美國城市居民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整個洛杉磯城市地面幾乎被帶有私家花園的低層獨戶住宅鋪滿—一張獨戶住宅的大地毯，再沒有大面積開敞的綠地；而在紐約，曼哈頓摩天樓林立，城市中不乏大型的公園綠地，周邊幾個區(qū)更是開敞。這實際上就是兩種不同的城市規(guī)劃模式：一種是以低層獨戶住宅為主的“蔓延式”（Sprawl），可形成分散但各家獨有的小型綠地；另一種是以多層、高層為主的“緊湊式”（Compact），形成大片的公共綠地。這兩種模式的利弊一直都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有人認為洛杉磯的獨戶住宅以及大批美國郊區(qū)住宅的發(fā)展構成環(huán)境破壞和能源浪費，有人則認為這給人帶來更自由、更“親近”自然的居住方式—通過自家的花園，能夠直接將自然納入每一戶里。

　　LAF:在150多年后的今天，紐約中央公園仍是大型城市公園的典范，對于這種21世紀的人對19世紀設計模式的“因襲守舊”依舊喜愛的現(xiàn)象，請剖析一下您對其之所以成為經典的理解？這種經典能否再現(xiàn)？又沒有沒必要再現(xiàn)？

　　朱：我想先從城市公園的產生說起。城市公園于18世紀在歐洲開始出現(xiàn)，因為當時資本主義 市場對城市開發(fā)征地開始加速，殘酷的拆遷、改造、開發(fā)使城市環(huán)境變得很惡劣，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矛盾開始激化—就有點像中國今天的形勢，城市美化運動開始出現(xiàn)。人們主張把鄉(xiāng)野的景色、把失去的自然重新帶到城市里面，來裝點城市空間。從社會層面分析，這實際上也是在修復，甚至是掩蓋那種對土地剝削、開發(fā)的殘酷性?；蚝唵握f，城市公園最初的功能就是為城市療傷，起到緩解社會痛苦的作用。

　　從更積極的角度來講，那時的城市公園也逐漸起到了容納城市公共活動的作用，這一點跟城市空間民主化進程是有關系的。在公園里，大家可以一方面享受自然，另一方面也可以進行很多體育、文化活動，以及政治活動，比如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Park）就經常舉行
自由演講等。

　　說完這些由來，我們再來反觀中央公園為什么成功。首先，它的背景是紐約這個大都市，中央公園沒有過時首先得益于紐約的大都 市地位沒有失去。一片規(guī)整的、理性的街道網格，組織著像機器一樣運轉的城市交通，而方格網中間嵌入一個風景如畫的大公園，這在這么一個高密集、高能量的都市生活中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另一個確保中央公園成功的關鍵因素還在于其周邊的配套設施非常完善：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Museum?of?Natural History）、古根海姆博物館（ Guggenheim Museum）、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Museum?of Art）、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 （The?Whitney?Museum?of?American?Art）、以及不遠處的第五大道購物街、林肯演藝中心（Lincoln?Center?for?the?Performing?Arts）、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Hall）和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The?Museum?of?Modern?Art）……公園周邊一連串的公共文化設施對它形成了很重要的支撐，保證了這一地帶的游客訪問量。

　　這個看起來特別“自然”的公園完全是人工造出來的。它的設計非常巧妙，考慮到了隨四季的變化，各層次植物色彩的變化。不管有多少變遷，21世紀的人們仍然會欣賞這樣的自然景觀。總之，從它的周邊環(huán)境、內部配置和觀感上，我從來也沒覺得中央公園過時。但對建筑師、景觀設計師來說，今天要設計一個新公園，如果再用19世紀的“自然主義”語言，來造一個極度模仿自然的公園的話，是不合時宜了。

　　21世紀的我們，面對中央公園這座150多年前修的公園杰作，要問自己：現(xiàn)在還需要哪些進一步的工作，還有沒有可能超越它？我覺得我們今天不能只是膚淺地從形式上尋找變化，我們要展開對21世紀城市居住、生活、工作模式的思考，我們要考察城市的公園網絡，乃至整座城市的景觀體系。我們要積極探討景觀設計如何能與城市中高密度、緊湊性社區(qū)的規(guī)劃，高效的公共交通結合起來，等等。從對城市的整體利益來說，我認為景觀的作用比建筑大。因為從開發(fā)、設計到建成，建筑的產業(yè)模式往往只能生產出單個的建筑體。建筑師往往只考慮自己場地的問題。尤其是高層建筑從孤立的基地上向上拔起，其實更增強它在城市環(huán)境中的孤立性。但景觀多是軟性的、水平連帶性的，它連帶一系列與城市交通的鏈接，以及綜合性的生態(tài)、水系、植被等問題。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景觀設計可能是最重要的維持這個城市環(huán)境的連續(xù)性，包括生態(tài)連續(xù)性的手段之一，這是建筑所達不到的。

　　LAF:那您認為這會給中國的城市公園設計與建設帶來哪些啟示呢？

　　朱：首先，我印象中中國很多城市公園的“城市性”不夠。比如北京的奧林匹克公園，嚴格 上說它還是個郊野公園。不管北京的四環(huán)、五環(huán)公路內部交通有多擁擠，但一旦到奧林匹克公園邊，就會感到它周邊的居住密度是不夠的，居住社區(qū)規(guī)劃太過松散。公園四周都異常空曠，很不適合輕松步行，所以起不到一個城市公共空間的作用。

　　再拿深圳的中心公園來講，它本來是位于郊區(qū)的一個苗圃，很多人都看好這塊地要搞開發(fā)，但深圳政府頂住了巨大壓力，保住了這片地，花大錢將它改造成城市公園。但是，這公園總是顯得很“敗落”。

　　LAF:是否是由于維護的問題？

　　朱：維護得很好，但為什么顯得“敗落”呢？一是周邊的城市規(guī)劃要配合好，才能保證足夠 的人流和日?；顒釉丛床粩嗟貫楣珗@充電。二是公園自身的管理不是簡單的噴噴水、灑灑殺蟲劑就完了，還要以“營造城市公共生活”的觀念和方法經營它。這有點像文化宮、博物館，需要不停地來策劃事件，定期舉行活動，讓市民積極地參與進來，使公園真正地活起來。軟件不足是我認為國內的公園最欠缺的方面。公園管理者往往覺得養(yǎng)幾片草地，找?guī)装训首訑[在那兒，往湖里扔幾條小船就夠了。

　　LAF:現(xiàn)在北京的一些公園也在積極地舉行一些活動，比如地壇公園的書市。

　　朱：這些書市、廟會等活動都非常好，但在很多新建的公園中往往就缺乏這種文化活動來維持。

　　LAF:大型城市公園除了具有生態(tài)功能（城市綠心、綠肺）外，對于通過建立如同城市“名片”般的城市公園（如紐約中央公園之于紐約），來營造城市身份認同感的理念和做法您有怎樣的見解？

　　朱：公園不僅僅是自然景觀，它還需要具有很強的文化性。然而大家都知道，一個城市的文化性又是很難一蹴而就的。就像紐約中央公園的文化性，不僅體現(xiàn)在公園本身的內容，還有整個城市周邊的文化來支撐，其它很多城市都很難一下子做到這兩點。

　　當然，我倒覺得還有一些“打催化劑”的方式，比如說巴黎東北邊的拉·維萊特公園，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雖然巴黎人本身還是挺喜歡那個公園的，但實際上它并沒有什么國際聲譽。但是在1980年代初，它被列為由法國總統(tǒng)密特朗主持的一系列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的宏大項目之一，通過國際設計競賽選拔建筑師，最后促成這座公園的設計成了建筑史、景觀史上很重要的一個范例。換句話說，有效的文化的操作使拉·維萊特公園一下子聲名鵲起，然后成為了巴黎的城市名片。但對中國來說，我覺得公園的營造跟城市的綜合文化實力有關系，很難通過“揠苗助長”一蹴而就。

　　LAF:現(xiàn)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逐步舉辦國家性的、國際性的賽事、活動，一些城市公園也就 紛紛隨之而生，可我們看到的常常不僅是一些千篇一律的同質化景觀，而且市民很難真正從中使用、獲益，您對此有怎么的評價？

　　朱：我覺得這現(xiàn)象背后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大量的景觀實際上就只是視覺上的東西—所謂的“形象工程”。很多綠地只允許看，不許進入。比如說城市中巨大的道路轉盤，中間有那么大一片綠地，修剪得很漂亮，但是人們只可遠觀，不可近玩。還有另一個相關的時間因素，各種各樣的“景觀形象工程”實際上是為了配合一個短期事件所匆忙營造出來的，是為了救急，為了裝點面子，為了某某事件急需而把城市面貌迅速地改造。這些工程的初衷就不是從長遠打算，不是給老百姓日常用的，所以從設計到建設也不會考慮那么細致。像深圳、廣州這樣的城市夏天那么熱，哪里需要那么大片開敞的草皮。小樹林、小水塘和各種水景才更有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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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建筑大學校園設計

　　LAF:讀到您的新作《當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A?Critical?History?of?Contemporary?Architecture:
1960-2010）一書中的“中國篇”—《改革時代的中國建筑：1978-2010》（Architecture?in China?in?the?Reform?Era:?1978-2010）的文章，您曾講到“在1978~2010年間，中國建筑的發(fā)展，不管有多少缺陷，仍積累出一些啟迪人心智的思想和作品，它們匯成我們當代建筑文化演變的重要資源。”1978~2010年，也是中國景觀從傳統(tǒng)的園林藝術走向公共景觀的時代，您如何看待改革時代的中國景觀？

　　朱：談到中國當代景觀，我絕對是個外行，只能非常粗淺地談談自己的一些觀察而已。我對 從傳統(tǒng)的園林藝術走向公共景觀這個問題很好奇。我想了解中國當代公共景觀，在多大成分上是在綜合考慮公共的活動、城市生活和生態(tài)等問題，而不僅是一種形式化的表達。就我很有限的經驗，我看到大量的當代景觀作品實際上是從傳統(tǒng)的、比較雕琢、象形的自然主義園林，轉變到比較抽象的、注重雕塑感、幾何形式的景觀作品，但很難看到設計師對城市文化生活和對生態(tài)資源等思考的轉變。

　　我聽說俞孔堅在沈陽建筑大學所作的校園稻田項目，覺得很有意思：就像我們到了18世紀歐洲的那種“都市療傷”的狀態(tài)。引入這種稻田“農業(yè)景觀”，是不是實質上起到了裝點、或者掩蓋殘酷的開發(fā)征地所激起的人與人、人與地之間的矛盾？我覺得這里面的含義值得深究：明明大學已經把這塊地征用了，但大學又“浪漫地”保留一片農田，然后再雇農民回來耕種?？峙逻@稻田對學生來說，就是一種象征性的、視覺性的景觀，因為我猜他們很難“參與”到這景觀里—他們并不直接去種地，估計他們也很難在這稻田里產生什么公共交往、互動。

　　沈陽建筑大學的稻田我還有待現(xiàn)場參觀才有確切結論，但我的直覺是這樣：就是不管設計師初始用意多好，最后實際上成為象征性的姿態(tài)了。不管我們多重視、尊重農業(yè)文明，但事實是：開發(fā)已經通過對土地資源的掠奪，以城市取代了農業(yè)。如果尚不能發(fā)展出一個更宏觀、系統(tǒng)地整合二者間關系的策略，我倒認為：與其掩飾實際所發(fā)生的、單純尋求視覺上的滿足，或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倒不如更積極地思考和探索城市公共空間的性質和潛能。

　　LAF:您覺得這很反諷是么？

　　朱：我覺得很反諷，跟中國這個大語境結合起來又覺得很有意思。我不能做出任何明確判斷，因為我對這個案例的了解實在太粗淺了。像王澍在象山校園的項目中也保留了一些小菜地。那些地雖然已經屬于校園了，但還是由農民回來種。學校還限制他們不使用農藥、化肥等等，還說那是“有機耕種”，我覺得這多多少少都有點反諷的意味?；蛘哒f，它們就是變成了視覺化的“景觀”，而失去了很多原初的農業(yè)耕種—生產的意義。

　　最后，?我一直好奇但是沒有能力做到的，是了解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景觀設計的變化。這和中國土地政策、土地使用強度、生態(tài)環(huán)境、城市規(guī)劃、人們的生活和審美習慣的變化等等都息息相關。歸根結底，景觀（Landscape），或者譯作“地景”，直接處理大地?（Land）。中國當代景觀設計師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在迅猛的城市化過程中，努力協(xié)調中國人與大地之間的關系。這項工作意義多么重大，我充滿敬意！

　　原文摘自《景觀設計學》2012，（01），總21期：57-60?